布莱斯·帕斯卡说，人类一切的苦难，都来源于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。这话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，没有算法，没有每隔几分钟就要刷新的app。帕斯卡大概没料到，后来的人类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而是彻底绕开了它。他说的那种无聊，现在没有了。

十九世纪，欧洲的医生们会给神经衰弱的病人开“休息疗法”，把人关进疗养院，禁止读书、写作、甚至谈话，只是躺着。那是一种被当作处方来开的无聊。西蒙娜·薇依说，注意力是最纯粹的祈祷形式；克尔凯郭尔也在某处写过，无聊既是一切罪恶的根源，也是人类唯一真正的休息。可是，人们需要的“无聊”已不在当下，不在客观的太虚宇宙中。每一个间隙都塞进了刺激。地铁上、厕所里、睡前的五分钟…信息在流动，人却越来越像一个空转的陀螺，看起来在动，其实哪也没去。

无聊的消失并非那些正能量的自我管理书籍所说的“人类在进步，效率在提升”，它的退场，从个人角度来说，是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内心的空旷，总要用声音和图像把它填死；从社会角度来说，是因为资本发现了注意力的价值，于是把每一秒的空白都变成了可以出售的商品。也因为如此，人们不再那样漫无目的地在下午发呆，不再忽然想起一件三年前的事…只在记忆里，留下一个懒洋洋的下午，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问号。

前段时间听喜剧演员Des Bishop讲过一个段子，他那代人的“冥想”不过是坐公交时盯着车窗玻璃上的水珠，看它一路往下淌。那时候没有人叫它“正念”，它就只是无聊，只是一个下午，只是玻璃上的水。没有无聊的我们，好像离自己更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