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livier Meys 17年的電影《下海》（Bitter Flowers） 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東北下崗女工麗娜，為了改變家庭窘困的生活、幫助丈夫開店，去法國做保姆賺錢的故事。法國的生活遠比想象的困難，麗娜無奈的成為了站街女。但紙還是包不住火的，在攢夠錢回國以後，她的丈夫還是知道了此事。最後，丈夫離開了家，而麗娜則踏上了尋求丈夫原諒的和解之路…

據説，導演對巴黎的站街女進行過長期的調查，所以這部電影的呈現平淡而真實。麗娜每次和家人通話的時候，總是躲躲閃閃。當被問及近況時，也是支支吾吾地回答。這種身為性工作者的恐懼感是我們很容易理解的。在相似題材的電影中，比如 《Irina Palm》和《La Marcheuse》，都對這種情感有所展現。然而，拋開片中麗娜的掙扎，此片不由讓人進行了一些其它的思考。

2014年的一個估計中，美國八大城市的性交易每年涉及的經濟活動金額至少有40億美元。從麗娜的高額報酬來看，這個數字大概還有點保守。我們很容易發現一種“社會故事”模式——每當走投無路又迫不得已時，逼良為娼，被迫從事色情職業的故事就誕生了。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經濟存在，和這種不可能時時發生的“社會故事”相比，説明了什麼？而且正是由於這些些血淋淋的故事，讓女權主義者自以為色情業貶低了女性的尊嚴。試問那麼大的市場，就沒有自願經商的人嗎？難道都是“逼上梁山”的？

不過，社會的輿論壓力是固然的，我想任何人一開始從事色情業都是得有個克服的過程，而且最終也很難像《Irina Palm》的主人公Maggie一樣，坦然地和朋友説她的職業病是“Penis Elbow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