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聽過這樣一句名言：“比起相信你所見的東西，你更可能看見你所相信的東西。”

今晚，我看了14年的一部電影《平常的心》(The normal heart)。內容是關於艾滋病與同性戀的。故事發生在1981年，一種免疫系統相關的傳染病在紐約同性戀社區裏出現。一位同志作家Ned看見同志朋友紛紛死去，政府卻無所作為。於是，他成立同志健康委員會，呼籲公眾和政府給予重視。影片對當時社會的反應描繪的非常的真實。隨着艾滋病傳染、死亡人數的增多，恐慌漸漸開始蔓延–”同性戀-艾滋病“聯繫的產生導致社會上的成見與歧視；出了櫃的同志開始質疑難得爭取來的性解放，而那些半隻腳在外的則心驚肉跳，更加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。

拋開電影，其實在不少報告上都能看到那些別有用心的字眼——“同性戀感染比率”，但不論任何時期，同性戀艾滋病人數總是遠遠不及異性戀艾滋病人數。因此，要説大多數艾滋病人，還是應該去找“異性戀患者”（Ned為同性戀組織奔走，尋求治療艾滋病的幫助，但當被白宮官員詢問異性戀感染人數時，沒有數據他被問的啞口無言）。同性戀與艾滋病的流言，造成所謂艾滋病是“同性戀瘟疫”（gay plague）。後經證實，美國第一個病例的出現要比這個時間早很多。後來，還有一個醫學家發明了一個術語——“關乎同性戀之免疫力缺失症”（GRID）。雖然這些謬論在後來都被遺棄了，但可以窺見當艾滋病悄然而至時，從大眾輿論到科學界，無一例外地開始貼標籤。甚至連一些同性戀自己都開始動搖，認為艾滋病是對自己罪惡的懲罰。這樣的恐懼也正好應和了某些宗教的旨意。1997年，著名同性戀設計師Versace別槍殺的新聞後，依然包藏着這種揮之不去的恐懼心理——媒體認為Versace是被一個復仇男妓所殺，男妓被染上艾滋病……

在盲目恐慌的另一邊，事情趨於理性發展。1988年，法國公眾對男同性戀的支持率不斷上升。美國總統老布什簽署了《聯邦憎恨犯罪統計法》（Federal Hate Crime Statistics Act），“安全性行為”（safe sex）隨即成了流行語。此後，歐美很務實地做了宣傳、教育。注意，不是針對性傾向罪惡的教育，而是如何防病的教育。

從不長的歷史來看，這種錯誤條件反射在先進的國度最終猶如一個臭屁一般消散開來。而國家層面的措施，如法規、有意義的教育，是不可缺失的。人民的有些問題，比如在家下載成人電影、性傾向、宗教信仰等，是政權鞭長莫及的。倘若哪個政權要干涉這些問題，無異於改易人性，且結果也是徒勞的。影片中一再強調“自我認同”，而對於社會這個“大家庭”，家長不説話，誰敢暢暢快快地認同？

老布什時代的“安全性行為”讓我感慨良多，想起Maslow的那個需要金字塔——生理需要、安全需要、愛慾歸屬需要、尊重需要、自我實現需要，由低到高，實現一層方能晉級。算下來，性行為的需要是最低最低的“生理需要”；可在某些社會的範式下，由肉體至靈魂，都太難讓人感到安全了。沒結婚的性行為，那是苟且做事，邪惡而恬不知恥；結了婚的性行為，那又得負擔起繁殖撫養的重擔，可謂舉步維艱。